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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2021-10-03 07:0183网络整理政治文化研究网

1. 早期实证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媒体的关注始于 1920 年代后期的美国,当时有声电影开始盛行。由于美国社会科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点之一就是方法的细致与理论的缺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从根本上批判和反思社会,而是最大程度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系统本身的公平性,无所谓。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帝国研究而非批判研究,大众传播的初期研究也不例外。

媒体研究史上第一份比较有影响力的调查报告,是针对当时美国公众对新兴有声电影的偏见而撰写的。1920年代中期有声电影一出现,就受到很多年轻观众的青睐。因此,很多家长担心加了声音的屏幕更有吸引力,会对年轻人的道德行为产生负面影响。针对公众的这种关注,当时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际调查研究,包括问卷调查,结果就是传播史上经常提到的“佩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研究。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是多余和肤浅的,也就是说,电影确实可以对年轻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是,由于“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的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后来的媒体研究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仍然集中在媒体对受众的影响上,即媒体效应研究。

从整体上看,媒体效应的研究大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型。该模型假设一旦媒体发出刺激信号,观众必须在态度或行为上做出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衡量这种受众的反应。这种模式后来反映在社会科学中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包括对广播、电视和连环漫画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和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对儿童和电视的研究也源于公众对电视作为“新”媒体的担忧。人们担心电视,一个闯入家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1950 年代中后期,电视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研究能够通过实地调查将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19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对儿童和电视的研究从社区转向实验室实验,纯定量研究成为不得已的手段。此时在美国,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上的暴力和色情。面对这种舆论压力,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通过心理实验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多的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因果关系,但也有少数得出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上展示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宣泄理论。这个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但这恰恰说明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放在人造实验室中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也是后来英国媒体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介研究的垄断直到 1960 年代后期才瓦解。它们经常被后来的评论家戏称为“皮下模型”或“子弹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说前几十年没有其他非主流媒体研究,只是影响不大。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把矛头指向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分不开,这是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著名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以及反越战示威。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将社会学从满足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它是基于 Thorstein Veblen 和 C. Wright Mills。以它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本土批判传统也得到了推广。当时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自然成为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自 1970 年代以来,批判媒体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迅速发展。